七月二十三日,正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,早上下了一场大雨,不但没有凉爽,反而随着湿度的增大,使人感到十分闷热。九点整,我们老年人大学的党员志愿者,在老干部局的组织领导下,一行五人来到诺贝尔城小区,走进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孙恒老人家中。这个小区环境幽雅,植被茂盛,楼层不高,但有电梯,是居家养老的好地方。孙老虽是九十三岁高龄了,但腰板挺直,身体健康,话音虽有些低,但思维清晰,通过对话,娓娓道出了她坎坷非凡的革命生涯和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。 孙恒生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,山东沂水人。一九四一年,十五岁的她就成了沂蒙老区的一名抗日女战士。参军后她进入了大众日报社,社址就在沂蒙的山沟里。不久又转到了抗日游击队。当时,她年龄小,又是女孩子,领导就让她参加了抗战姊妹剧团,英雄才女辛锐任团长。辛锐也是大众日报社的主要工作人员。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抗日热情,女兵们在天天打仗的情况下,自编自导自演节目,进行宣传,不管打了胜仗还是败仗,剧团都要演出鼓舞士气,以利再战。有时候目睹了战士们的牺牲,女兵们也要眼含热泪上台演出,使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,鼓起勇气,英勇杀敌。
孙恒告诉我们:“最惨的一次是火红峪战斗,那次我们剧团正在演出,突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,被日本鬼子打散了,团长辛锐也身负重伤,奄奄一息,由于情况危急,我们先把她藏在山洞里,战斗刚结束,准备把团长抬岀来进行抢救,由于汉奸的告密,日本鬼子又返回来,对藏在山洞里的辛锐连捅数刀,团长壮烈牺牲。姊妹们个个心如刀绞,悲痛万分,泣不成声。”从此剧团解散,这些女兵分到了地方部队,之后又成立了抗日宣传队,继续为战士和群众演出,极大地鼓舞了抗日热情。 “那时,战争是残酷的,子弹经常在头顶上嗖嗖飞过,有时候战友会被打掉一缕头发,多悬啊!不但打仗残酷,生活也十分艰难,有时打起仗来,断粮数天,只能靠野菜充饥,渴了,不管什么水,趴下就喝。衣服多日不能换洗,下雨淋湿了,也只能靠身体焐干,对于女同志来说更是残酷的。但我们的军队,纪律严明,有时行军夜宿村庄,就睡在大街上、房檐下。早上,老百姓一开门,都惊呆了。历史上哪有这样不扰民的军队?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能做到。立即,大门一开,欢迎八路军到家里吃饭、喝水、休息。一九四五年八月,日本无条件投降,抗日战争胜利结束。” 孙恒说:“抗日战争结束后,我们女兵就分到了解放军的野战医院,当了护士。第二年,也就是一九四六年,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,也是最难忘的一年。”这一年,她光荣入党,同时她和年轻的革命军人、共产党员纪光军同志结为革命伴侣。也是在这一年,部队离开家乡开往东北,加入东北抗联,后来改编为四十军,在东北,打四平、保临江、打锦州、攻沈阳,经历了解放东北的各个战役。东北解放后,本想休整一下,但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令,立即入关,包围平津,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。部队来到天津效区,驻在红四桥一带。一九四九年一月,天津解放,不久北京和平解放。这时孙恒所在部队又南下长沙,解放两广,一直打到海南岛。野战医院及后勤部门驻在雷州半岛上,没有渡海登陆海南岛。 新中国成立不久,朝鲜战争爆发,孙恒部队又挥师北上,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不过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在东北,野战医院在中朝边境一带驻扎。“所以我本人没有入朝参战,但我的丈夫一直在朝鲜前线作战,直到一九五三年停战协议签字之后,期间我两次去过朝鲜,我丈夫所在部队是一九五四年底回国的。为了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,部队在北镇县成立了一所速成中学,我丈夫任校长,我也在该校工作。”孙恒回忆说,一九五六年,她丈夫因病去世,正赶上部队大裁员,此时孙恒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,大的七八岁,小的一周岁,正是困难时期。孙恒不想给部队添麻烦,毅然办理了复员手序,领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故乡——章丘县柳塘口村,务农至今。一个女人将五个孩子抚养成人,其间的艰难是不可想象的,充分体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。 孙恒教子有方,儿女们都很有出息,都是共产党员,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,一个清华大学,一个山东大学,三个儿子都当过兵,连孙子都参军了。现在,是一个四世同堂的革命大家庭。当谈到对党的政策、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时,老人家精神焕发、信心百倍地说:“我虽然老了,但我愿意多活几年。因为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,看到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,我的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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